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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快播案的姿势

庭审与围观,从来都是相伴而生。以什么姿势围观,大致可以反映一国的法治社会建设进程。

1月7、8日,快播案庭审直播。快播案涉及未来互联网新技术的使用,很可能为司法实践树立一些新规则,本该是一件极具现实意义的案例,从法律层面给予认真对待。

直播结束已有2日,热度未减,然而,围绕快播案最热闹的讨论,不是审判本身,而是人民日报与新华社的“互掐”,合力给公众出了一道有趣的考题:该不该为辩方(辩护权)鼓掌,而且,还是“狡辩”。

尊重辩护权是法律常识。法治建设多年,面对一件大案,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不约而同关注“狡辩”,拌嘴拌得不亦乐乎,无论“真斗”,还是“假把式”,恐怕都不是国家级大社应有的姿势。当然,对于需要普法的国家级大社,时代会最终回应他们的。

辩方的确在公众中赢得了掌声。不过,实事求是讲,这只是中国司法场景的普通一幕。基于市场(不只是金钱)驱动的辩护律师,与基于出庭履职的控方,二者的现场表现几乎从来不在一个段位。

很多时候,控辩现场反差大不只是能力限制,而是体制使然(感兴趣的可以看看北大陈瑞华谈法检关系的一篇文章,据说该文道出不少法官的苦楚)。控辩双方的现场发挥,不是取决于哪一方应不应该表现的更好,而是有无必要表现得更好。快播案控辩状态,是司法常态,甚至有一定“中国特色”。

另外,有必要反向思考,辩方赢得赞誉,是不是完全因为专业精深,可为被告提供更有利于审判结果的充分论辩?

当然,快播案控方表现不尽如人意,甚至一定程度“帮助”辩方获得掌声。有法律专家私下坦言,看庭审直播真为控方着急,被辩方牵着走,“话总说不到点子上。”专家不是想替控方“出头”,而是希望论辩能回到证据和法律。

回过头来再看,引发热议的内容与案件审判是否有直接关联?比如,人民日报与新华社之间的“狡辩”。机会成本意味着应该将有限时间和人力投入到更有意义的讨论。

1月10日傍晚,出现了另外一个征兆,不少媒体有节奏的笔锋直指被告。

所以,法律人更应该在“围观”快播案中承担更多责任。

每个法律人几乎都希望摆脱“法学幼稚”的阴影。时常引用的“马伯里诉麦迪逊”,“辛普森世纪审判”等欧美经典案例,依靠的都是法律人的专业智慧而非冷嘲热讽。

顺便提一句,辛普森被判无罪,民事诉讼却败诉,要赔偿三千多万刀。民刑还是有别的。

这是一个可能涉及某个个体10年牢狱的案件,真不是什么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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