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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田园:进城与返乡的徘徊

按:本文系华中科技大学贺雪峰教授主持的“回乡记”内容之一,由于涉及家庭情况,省略作者具体信息。博文主要谈及上一代农民的尴尬“进城路”。 


我的老家是湖北荆门一个典型的农业型村庄。虽然人均土地面积较大,依靠土地可以获得温饱有余的生活,但是,2000年以来,村庄却愈发空旷,少有人烟,只有年末的嘈杂可以暂时打破村庄中的寂静。从我记事起,耳畔时常想起的总是父母“跳出农门”的话语,他们一辈子的梦想就是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父亲一共五姊妹,父亲排行老三,上面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姑妈今年53岁,她是奶奶的几个儿女中最早进城的。大姑妈最初是村里的公办老师,后来随同姑爹一起进了单位。除她之外,小姑妈、叔叔、幺姑以及父母,都是长期在农村生活。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各自的心态和状态也处于流变之中。我要讲述的是他们围绕进城而呈现出的复杂心态和故事。

先从叔叔家说起。叔叔今年45岁,有一个女儿。叔叔没有什么手艺,在2006年之前,一直在村里务农,同时开着一个小卖部,也借此经营着一个牌场,维持着不错的收入水平。因为头脑较为灵活,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也当过几年小组长。但是,随着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叔叔家的小卖部越来越难以经营下去,牌场中的热闹一去不复返,堂妹也要面临上大学,家庭开支的逐渐增加促使叔叔和婶婶先后进入镇上的工厂打工。当初叔叔从湾子里搬出来开店时,所建的房子非常简单,起先是两间房屋,随后,再往两边各扩建了一间房屋,分别作为仓库和厨房。房子非常简陋,远看就如一个棚屋。这么多年过去,叔叔家里的房子一直保持着原有状况,他原本也一直没有改善农村住房的想法,在镇里打工近十年的时间,也主要在镇上租房居住,除非有重要事情,一般不会回到村里。现在堂妹已经工作,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叔叔开始考虑要有个像样的房子。之前,叔叔一直说以后准备在镇上买房,但这次回家听父母讲,叔叔已经有了在村里建房的打算。他的理由是在村里建房住着舒服,不仅空气好,而且生活成本低,他现在的旧房子又在村道旁边,区位条件也还不错,何乐而不为呢?

幺姑家的村子更靠近山区,交通条件更为闭塞。幺姑也是在她们镇上的鞭炮厂打工,姑爹则在水泥厂当搬运工。因为离乡镇较近,可以早出晚归。幺姑与姑爹的身体都不好,不能干重体力活,但靠着勤劳的双手,两人一年的收入也能达到4万元左右。小时候,去一趟幺姑家非常不方便,过年聚在一起时亲戚们也经常开玩笑,说一些诸如“以后你不搬出来我们就不来了”之类的玩笑话。事实上,幺姑也并非没有搬离村子的想法,然而后来由于他们夫妻俩均患上了慢性疾病,劳动能力更为不强,如果到镇上买房,未来的生活来源将是个大问题。随着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幺姑家的闭塞状况目前已经有了极大地改变。幺姑家的房子是旧式的两层楼房,建成已经有20多年了。表妹2014年大学毕业之后已经工作,改善住房也有了相对宽裕的经济条件。2015年,幺姑花费将近10万元,对房屋进行了全面的修整,原来破旧的楼房焕然一新,呈现出城市生活方式的气息。幺姑一家到镇上买房的想法也就此平息。

小姑妈家的情况有些特殊。姑爹原是当地的是一个水库管理员,因而一直住在水库边上公家的房子。前几年,政府要收回房子,而姑爹又在镇上打工,便依靠着早几年养猪积攒的收入在镇上买了一套二手房,花费10万左右。没过两年,这套房屋又赶上了拆迁,看似赶上了好事,可以旧房换新房,但姑爹却不得不另外支付好几万元的装修费用。当其时,表哥大学毕业工作不久,又面临着结婚和在武汉买房的压力,姑爹在镇上买房之后,显然无力支持表哥在武汉市买房,也因此,亲戚们聚在一起,还时常数落着小姑妈一家不该在镇上买房。数落归数落,但小姑妈若不去镇上买房,又何处安身呢?

叔叔和幺姑,因为都只有一个女儿,失衡的全国性婚姻市场对他们并不构成太大的压力。虽然堂妹和表妹都读了大学,可一旦工作就业,父母就从家庭负担中解放出来。这样一来,上述两个家庭的抉择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父母自身的意志与倾向。从我们在其他农村地区调研的情况来看,农民进城买房的主要动力无非就是婚姻和教育。婚姻和教育推动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为了子代的城市化,而父代农民的真实需求在其中往往难以彰显和表达。笔者的小姑妈即便是因为客观原因为自己筹划过多而无力支持儿子,也需要因此承受一定的心理压力。婚姻的压力往往裹挟着中年农民为了子代的婚姻而牺牲自己,压抑着自身的生活需要。例如,我的姨妈住在邻近的村子,儿子已过30岁,却还未成婚,在农村无疑有沦为光棍的潜在可能。他初中未毕业即外出闯荡漂泊,辗转过多种行业,但至今无所成就。本来,姨妈一家参与了该村的新农村建设,并交了几万元定金,后来发现每次相亲女方都会提出城里有房的要求,无奈之下,姨妈只好从新农村项目中退出,以便最大程度地支持表哥在城市买房。

叔叔和幺姑并非不求上进之人,但是,他们明白在特定的阶段需要完成特定的任务。对于农民家庭来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形势和任务。他们之所以外出打工,同时压缩家庭开支,无非是女儿上大学的原因。在村子里,如果谁家的房子破烂,除去懒惰、贫病的原因之外,往往是家里要供养大学生。由此,我也不禁联想到笔者自己家庭的情况。父亲本来有木工手艺,但因为早期工资不能及时结账,因此,从我初中毕业开始,父亲开始到镇里的工厂上班,开始了“三班倒”的生活。两年之后,眼看着我要上大学了,母亲也开始到镇上打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出于上班方便的考虑,他们也在镇上租了一个房子。父母辛勤劳作,起初的目的是供养笔者读书,而之所以一直坚持到现在,则是试图尽可能缓解笔者未来的买房压力。这样一来,1990年时建成的两层楼房几十年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家中也几乎没有添置额外的家具。一直到2013年,因为要带女友回家,母亲坚决说服父亲花费2万元左右对房子稍作休整,安装了一些生活设施。父母并非没有过离开村子的想法,两年前一次回家时,听母亲说起厂里一个工友在镇上的一套房子打算转手,价格在15万元左右,母亲也有过将之买入的想法,不过,随着后来工厂经济效益日渐下滑,对于未来的经济收益预期较少,而且,力图支持我在大城市买房的想法最终压倒了他们在镇上买房的想法。

农民的家计是一个整体,不仅要维持家庭菜米油盐的物质生活,而且,诸如人情、婚姻、教育、医疗、养老等等均是必不可少的开支,在家庭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要在这些选项间作出抉择,看似容易却也并不容易,总是有一部分成员需要作出牺牲。因此,村庄中看似破败的房屋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状态,一旦农民从特定的家计负担和困局中脱身出来,村庄仍然是回归自身生活的绝佳去处。父母也时常说,等我工作之后,也不愿意跟我进城,他们就在村里居住,养点鸡鸭,种点菜,自由自在。或许,每个勤扒苦做的农民心中都有着一个“田园梦”,它是一种完成了人生任务之后的更为自在的生活状态。

其实,母亲想去镇里买房的想法,倒并不一定基于对城镇生活的渴望,而是始于对村庄现状的不满与失落。与江汉平原大多数村庄一样,老家所在的村庄里,农民以一个个的自然湾为单位居住,一个湾子,少的几户,多的十几户。由于居住相对分散,村域面积广阔,且处于相对偏僻的位置,长期以来村庄基础设施条件几乎没有发生大的改变,基础设施条件仍然落后。各家各户依靠井水为生,电话、网线尚未实现大面积覆盖。更重要的是,到目前为止村内主干道仍然还有相当大一部分没有硬化,记得三年前,就听母亲说这条主干道即将硬化,但却始终没有下文。2015年,村里开始搞土地平整项目,母亲说道路硬化估计要等项目完工之后了。除此之外,另一个困扰就是,目前我家房子不在村道边上,而在湾子里面,仅通过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与村道联通,由于弯多路窄,汽车也无法进来。我们这个湾子目前还住着三户人,三年前,父母曾经和邻居商量看能否另外开辟一条出湾的道路,本来道路所占林盘的问题都解决了,但其中一户不愿意出钱。在多次协商无果后,这个计划只好作罢。

父母现在所盼望的就是能够搞新农村,从而极大地改善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尤其是邻近的村子也搞了新农村之后,母亲的这个盼望就更为强烈了。因为知道我时常在外面跑,也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于是也时常问我现在这方面的政策。不过,邻村的新农村也只是靠着村书记争取的项目资金打造的“点”,何时能够到我们村子,谁也说不准。政府在村子的任何动作,都能引发我周围亲朋好友关于新农村的想象和期待,这不,这次搞土地平整,我的叔叔也说:搞了土地平整,看来下一步估计就要搞新农村了!家乡农民对新农村的盼望溢于言表。

在这个意义上,家乡农民之所以产生外出买房的冲动和想法,主要是村庄基础设施落后“倒逼”的结果。想法归想法,但要将想法付诸实施也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如果没有婚姻和教育的压力,在仍然依靠不稳定的打工和收益不高的农业的情况下,农民非常清楚,进城镇买房,是非常不理性的行为,正如我叔叔家和幺姑家一样,在女儿大学毕业工作之后,最终他们都还是选择回村建房或装修房子。但是,对更为便利的生活条件和社会交往的需求却也时常困扰着在村的农民。这几年,厂里效益不好,母亲虽有较多的空闲,却不知何处打发。若平时回到村里,想就近凑齐一桌人打麻将,恐怕也有难度。村里倒是有一个“车站”,那里有着相对集中的商铺和人流,但那里并不存在单纯休闲式打牌的空间。由于居住分散,许多湾子平时并无多少人在村,串门、聊天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如此一来,村庄治安也是一个问题。前年冬天,家里就遭了小偷,丢失了几百斤的菜油,虽然损失不大,但对于父母却也是不小的震动,也引起了我的一丝担忧。

父母、叔叔、幺姑,终究还是要回到村庄的,或者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彻底走出过村庄。我不禁想到在上海嘉定调研时一个外地农民所讲述的故事。他的岳父在1990年因为家乡发大水,房屋遭到冲毁,于是背井离乡来到上海闯荡,在替两个儿子完成了人生任务之后,虽然经过踌躇和犹豫,但最后仍然决定回到家乡建房的故事。房子塌了,仍然可以重建,何况是破败的房屋?因此,对于父母一辈的农民,“城市梦”是寄托在子女身上的,他们小心呵护着的是颇为脆弱的“田园梦”。当前,国家三农政策需要正视他们这一部分人的需求,没有这一部分人的“田园梦”,也就难有美满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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