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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世纪之交的中国法学,激情还在吗?

这几天朋友圈在传播夏勇先生的一些旧文。一位同事感叹“竟然有法律学者不知道夏勇是谁”。 

夏勇是何许人?他是世纪之交的知名法学理论学者,专著《人权概念起源》和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曾盛极一时,前者出版于1992年,后者出版于1995年。通过副标题也能管窥两本著作的旨趣,前者是关于“权利的历史哲学”,后者明言“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后来,夏勇从政,历任中央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国家保密局局长以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

夏勇是世纪之交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如果说法律人真的“将他遗忘”,一定程度意味着,世纪之交“风云际会”的中国法学已然在公众记忆里悄悄没了踪影。不能不说是种遗憾。

那个被讥讽为“法学幼稚”的年代,中国法学又能有何种“盛况”呢?!

衡量学术的标准,数量是次要的。在我看来,不同思想的撞击以及对时代的回应,才是法学兴盛更为重要的标准。这两点,在世纪之交是常态,当前则似乎稀缺。

法理学可能是思想撞击最为明显的一个学科。九十年代,权利法哲学、法律的文化解释、本土资源以及法律程序等研究理念相继大红大紫,凯尔森的规范法学以及拉伦茨的法学方法同样感染不少学者。后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17万字质疑横空出世,在《政法论坛》分4期连载,企图“通盘解读”中国法学理论研究现状。

不能否认,几乎当时所有的学术研究,都在孜孜追求一个理念:对内,寻求法学理论的自主研究,并希冀反哺部门法,当时也一定程度做到了,不少民法、刑法学者引用法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对外,努力摆脱只能依附于西方法学理论的现状,虽然很大程度上仍是沿用着西方分析框架,但注重本土的问题意识明显已经大有改变。

不同学理之间的冲击与碰撞,是当时各个学派得以逐步立足的基础。另外,法治理念在社会兴起,也有赖于诸多学者的努力。

时至今日,当时的领军学者渐次星散,要么转行,要么转向了其他研究领域,有的永远离开了。有的还在以学术为业,有的则无此心力了。前段时间,法理学界难得有了一些热闹,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撞出了一些水花,却不负当年激变之态。 

当时,法史学也有一个雄心,寻求古今法律史的通融之处,借助历史的连贯性,反思当前的中国法治建设,并提出学理上的解释框架。我的硕士论文选题目的之一,就是看看明朝的基层法律能为当前法治建设提供哪些借鉴。呵呵一下。

宪法是尴尬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与十八届四中全会并没有带来理想中的研究热潮。一位宪法学者曾无奈的对我说,“现在的所有的讨论,都只是停留在20年前的框架内。”如此,又何谈进步?

世纪之交的宪法学,有内容,有力度,充满激情。齐玉苓案是当时宪法学界的一道亮丽风景,轰动一时,被誉为法律界的“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围绕该案的学术内容生产,持续十年以上。

学者从机制、模式、理念等不同层面广泛讨论违宪审查的中国命运。有规范宪法,也有宪法政治哲学。有理想,也有实操。研讨并没有只是局限于学术层面。只不过,随着“逆流”定案,宪法学界的讨论也逐渐偃旗息鼓。

再后来,见到最多的就是,文章冒险“打擦边球”,学者出来表表态。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格调啊,衰落久矣。

民法典制定历来是大事,孕育多年。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四中全会一锤定音,民法学界欢呼雀跃。遗憾的是,不知是学理已经定型,还是学者都失去了学术争辩的欲望。技术层面的钻研多了,学术争论少了。

遥想当年,“梁稿”、“王稿”和“绿稿”并行,虽然出发点各异,却不失为一段学术佳话。不能否认,老将锐气仍在,却再也不是当年情景了。

不过,民法学界少有的“同仇敌忾”勇气值得一提。因为温州土地使用权引发的“自动续期”问题,民法学界第一时间发声,组织大规模研讨。这与劳动法学界在热点争议面前的表现,说是天壤之别,也不为过吧。

今天是民法学者的最好年代,但愿今后的争议能少些上纲上线。即使没有“拿破仑”,会不会有“萨维尼”呢?再不济,是不是也该有个“天龙八部”?

最不想谈论刑法学界了,与其他较大的法学学科相比,总感觉刑法学者的存在感略有不同。1997年刑法大改以及后来不断出现的修正案,加之近年的强力反腐,使得刑法学者存在感一直较强,但似乎又与公众有所隔阂。

刑法学研究世纪之交有两件大事,一是北师大刑科院的崛起,一是犯罪构成要件的争论。在我看来,这两件事一定程度奠定了近二十年的刑法学格局,并因此而影响了刑法学界的内部学术生产能力。

虽然刑法学会与法理学会在某些方面很相似,但就整个学科的学术氛围而言,却大不相同。中国法学会统计出了2015年法学核心期刊高产作者榜,刑法学者居多数。按说,本不该那么平静的吧。

也许吧,我们可以说近年来刑法研究日渐成熟,一种没什么理论贡献的成熟。

世纪之交的十年,可以称得上是诉讼法学的黄金十年吧。大法官肖扬力推职业化,审判专业化,诉讼法一时也成为显学,借助一些自由派媒体,该学科也诞生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

司法制度研究多年来一直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审判要发挥实效,微妙处理与其他司法相关机关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和四中全会,很大程度只不过是重申了“黄金十年”的方向。

物是人非,当年的“猛将”犹在,甚至更猛,但已不再今天的主流话语中。

两次全会意在对司法制度“洗心革面”,现实却困难重重。一位学者说,面对当前司法制度改革困境,学术界能够提供的智识很有限。最起码世纪之交还有人能够“摇旗呐喊”,为何现在只能“一筹莫展”?不能不反思。

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一心向前的司法制度改革似乎越来越听不进“异样的声音”。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行政法是世纪之交至今,较少的负有研究活力的学科。随着一批新分析工具和理念的引入,行政法学界与经济法学这对老冤家,恐怕胜负已分。

老一辈学者领衔的世纪之交的行政法学,主要还停留在大概念,大理念阶段。近十多年来,行政法学研究深入不同部门,从部门行政法出发,构建行政法理论,成为一种时髦的研究思路。

个人看来,这可能与行政法学会的“包容”有一定关系。从会长到副会长的人选,到青年学者的栽培,虽然一些小学院也有不同声音,但团结好了几大行政法研究重镇,互通有无,是行政法学研究不断深化的支撑之一。

当然,行政法学研究目前仍难撑法治政府变革大局,依旧任重道远。

2000年后,法学院的分化逐步显现,随之出现了知名学者的流动小潮流。比如,清华大学法学院强势崛起,在全国法学院遍寻学科带头人,拔尖战术功不可没。老牌法学院校的衰落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随着传媒日益发达,法学声音传递愈发迅捷,但京外法学学者的声音反而逐渐弱化,或者说仅是集中在几个大城市。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对不对?

近两年来,我关注了较多的京外声音,注重年轻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中国法学研究乐观了很多。中国法学会统计出的法学核心期刊高产作者榜,最能说明问题了。

时代或许真的已经变了,世纪之交早就成了过去时。当然,即使再怀念,当初也不过是“幼稚的法学”。

我还真是又怀念当初的激情的幼稚了。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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