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周东旭 > 【见闻】年轻宪法学者开始向“左”?

【见闻】年轻宪法学者开始向“左”?

自法律从泛政治化话语中脱离出来,逐步趋向技术分析,法学界讨论“左”和“右”的声音日渐稀少。

虽然中国法学理论有不少学者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但似乎也没有被学界鲜明冠之以“左”的名号。 

昨天,在一个集中了全国近百位不同学科法学家的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千帆重提这一话题。他直言,“宪法学一直以来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也就是说,‘左’的比较少,包括老一辈宪法学者,‘左’的也比较少。”

话锋一转,张千帆说,“现在,反而是一些年轻学者,比较‘左’,而且还是从国外留学回来,国外顶级大学留学回来,特别‘左’。”

在场的学者开始有了笑声。

“为什么会这样?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张千帆认为,归根结底,是不愿面对中国宪法的实践问题,不敢于面对。

张千帆也没避讳,直接点名。“在这些方面,人大法学院年轻学者的表现,似乎要比北大清华更好一点。”在场学者一片大笑。

“我们需要检讨啊。”张千帆接着又说给人大法学院,“当然,表扬你们,不要骄傲。”包括人大学者在内的听众,又笑了。 

张千帆将年轻宪法学者的“左”视为“隐忧”之一。他指出,三十年以来,宪法学研究无论是厚度、深度还是广度,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同时也存在一定隐忧。 

在此之前,张千帆还表示,中国宪法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几乎不剩下什么严肃的理论问题值得探讨,理论上实际从事宪法研究的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张千帆的发言在现场就引来一些商榷意见。一位后来发言的学者将张千帆的论述总结为“宪法理论终结”和“青年宪法学者向左”两个命题,并直接谈了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

这位学者表示,中国宪法的历史并没有终结,从逻辑上看,中国的宪法理论也就不可能终结。而这涉及到“如何看待中国宪法所根据的文明使命或者文明基础,以及近现代以来形成的丰富的制度遗产。”

该学者清晰界分了知识与制度两个层面,知识的功能之一,就是对已有制度的研究。

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追求承认,而不仅仅是追求符合西方法治标准,追求承认的斗争或者对话,并没有结束。”这里所谓的“承认”,应该是指承认中国宪法学研究的自身特性,而非完全照搬西方模式加以评价。

对于“青年学者向左”,该学者表示,当前中国宪法学应该有“一种实践理性和国家理想,实际是构成一种问题导向的宪法学研究进路。”而问题导向的研究,“用既往的‘左’‘右’标准是无法化解的。”

何为中国宪法学领域中的实践理性、问题导向和时代判断?该学者总结,中国国家的治理转型,不是一个标准民族国家的转型,包含四个层次的转型:

第一标准民族国家的转型,包括民主、法治、人权、分权等等;

第二,党国体制的法治转型,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如何模仿国家的民主法治国家原理,建立一种党的治理内部政治与法治之间的相互检验和互动的法权结构,而此种法权结构,会在整体上丰富和完善党领导下的法律体系;

第三,超国家的区域宪法秩序的建构,比如“一路一带”,“亚投行”等等,而这也是美国宪法非常重要的经验。

第四,天下主义的,去国家、去政治化的和平宪法体系。

青年宪法学者是不是有向“左”的趋势,上述两位学者的“分歧”明显,更像是两套不同话语之间的争论。除了对“左”的理解,背后还隐含了更为复杂的知识论前设。

按照上述学者对张千帆教授的回应,依托中国的宪法实践,能否生发出新的宪法理论,也未可知。这或许正是不少学者从知识层面所理解的时代使命之一。

当然,其实都是老话题了,追求宪法学研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大概也有十几年的讨论和探索了吧。

至于宪法学研究背后的“左”和“右”之争,就更是大课题了。

我没有能力对任何一方的观点加以评述,记录现场交锋,抛出问题而已。

(上述张千帆教授的发言经其本人同意,不过具体表述未经其本人审核)

推荐 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