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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溯源

10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

“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成为关注焦点。翻开任何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法律历史的教课书,几乎都会看到“礼法结合”、“德主刑辅”。这是中国传统法律的最基本特点,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也是有别于世界其他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那么,何谓“礼法合治、德主刑辅”?

 

释义

 

 关于“礼”的起源有多种解释,王国维提出的“礼源于祭祀”现在基本为通说。后来经过儒家不断阐释与帝王的丰富,逐步演变为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国家之间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礼的主要功能在古代主要用于“别贵贱”、“序尊卑”,以“三纲五常”为核心。

 

 “法”在古代一般主要是指“刑”。由于概念上的分类不同,中国古代虽然也有调整民事、行政、经济等层面的法律规范,但基本还是以“刑”为主。比如中华法系的顶峰《唐律》,就是一部包含各种法律关系的刑律。所以,“礼法合治”是指两种形式不同却又存在内在联系的行为规范,同时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德主刑辅”强调在治理社会时要重视“德治”而非单纯用刑典,德治在儒家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提倡道德教化。一句广为引用的孔子名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大意为,用政令和刑罚这种强制手段来治民,只能使人民暂时免于犯罪,却不能使人民感到犯罪可耻,只有以礼德为治,才能使人民有羞耻之心,而从内心归服。这也基本奠定德与刑在中国古代的地位,并不是说不用刑,而是与刑罚相比,德化更优。在德治过程中,礼是最重要的教化规范。

 

 礼法合治与德主刑辅的历史演变脉络基本一致,兴于周,隆于汉,成于唐。唐以后,虽然也有略微调整,但德治与刑罚、礼法关系的基本格调则没有大的变化。

 

礼法、德刑之始

 

 从已有文献来看,全面记载“礼治”的是在西周,西周之礼是在继承夏商基础上的增改。周公制礼,对夏商以来的传统仪礼习俗进行整理、修订与补充,使之成为一套较为完整的典章和规范,可称为“周礼”。周礼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大到国家政制法度,小到人们日常生活细节,比如《礼记·王制》将其分为冠、婚、丧、祭、乡饮酒、相见六礼。

 

  周礼贯穿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亲亲”、“尊尊”。所谓“亲亲”就是要求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男女有别,长幼有序,旨在维护家族内部的伦理道德秩序。而“尊尊”则要求下级对上级、臣对君的服从与尊敬,严格遵守社会等级秩序。后世大儒董仲舒将其发展为以“三纲五常”为中心,基本也是周礼思想的延续。

 

  西周之法主要是从原始社会末期形成的习惯风俗演变而来,而一部分礼也是习惯法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力。西周也制定出成文法,比如“九刑”与“吕刑”。

 

 西周奉行“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也就是说,不同社会阶层适用不同的礼,比如乘坐什么样的车、或者奏乐的规格,都不一样,贵族适用的礼,平民是不得享用的。另一个层面的意思是,贵族的活动主要靠礼来约束,而普通民众主要靠刑,而且,贵族适用的刑罚也与民众不同。后世礼刑的关系日益复杂,不同礼的适用在社会中也没得到那么严格的执行,所谓“礼崩乐坏”,视为秩序的混乱。

 

  周代已经开始出现德刑关系的发展,即“明德慎罚”。周创造了“以德配天”,因为相信统治是由“天”所赐,只有以德治民,慎用刑罚,才能赢得天命,长久维系统治。“德”的概念在周广为传播,这表明周将夏商延续下来严刑酷法中注入了“德”的因素,为后世的“德主刑辅”提供准备。

 

儒法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两家,关于礼法、德刑关系展开针锋相对的讨论,为后世典型思想基础。生于乱世的孔子渴望安定,极力推崇礼治、德治,呼吁“克己复礼”,一心希望恢复西周的传统礼乐。

 

 孔子继承周公的礼治思想,治国理政要尊礼,人们的一举一动也不能违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治理理念上,孔子追求“无讼”,即使用刑法治理,也是为了达到没有诉讼的目的,所以,对能够教化人心的礼治自然更为推崇。

 

 孔子重礼,强调仁,从此出发,“德”在儒家思想中又得到进一步丰富。“为政以德”,如果当政者能够以德治国,四方之民自然会归附。

 

   “德主刑辅”由孔子首倡。孔子关于德刑关系可概括为:第一,与刑罚相比,礼德是根本,刑罚也必须以礼为依据,否则不会得当;第二,从效果看,刑罚不如礼德,刑罚只是惩办于犯罪之后,而礼德教化却能防患于未然;第三,从使用顺序看,主张先德后刑,先教后诛,反对“不教而杀”。德主刑辅为后世创造出基本治国之策,也成为中西古代法律的重要区别。以孔子为发端的儒家,为后来君王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国家理念。

 

 儒家提倡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并没有在春秋战国的乱世赢得君王欣赏,而是法家占了先机。法家的代表性的人物有商鞅、韩非等,重视法律的作用,强调使用严刑峻法治国,与儒家提倡的德主刑辅相对。法家思想为秦推崇,建立秦朝。

 

礼法、德刑有机融合

 

 秦的覆灭也使得汉朝统治者开始反思,并寻找新的治国理念,于是儒家思想有了机会,并一举成为几千年中华文明的主流。汉朝将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思想真正贯彻到统治之中,并发展成为一种轮廓清晰的政治实践。

 

 汉初推崇无为的黄老之学,随着国力强盛和治理的需要,汉武帝时期,儒学上升为国学。董仲舒则是具体的思想缔造者,提出“大一统”,在政治上,实行君主集权,将一切权力集中到汉武帝手里;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来统一诸子百家;在法律上,德主刑辅。

 

  “引礼入法”是汉朝的重要政治实践之一,即将礼的理念和要求直接纳入法之中。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亲亲相隐”,即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犯罪行为,不予告发或作证。在汉朝正式成为刑法原则确定下来,一直延续到清朝。

 

 董仲舒发展了儒家思想,确立“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并将其作为法律的指导思想。比如为了维护父权与夫权,法律规定了“不孝”、“大逆”等罪名。凡是控告父母的,或者在居父母丧时发生两性关系,为“不孝”,应处死刑。子女殴打父母,也为死刑。

 

   “春秋决狱”是礼法合治的另一重要表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以儒家思想作为审判案件的指导思想,要求司法官吏在审案时要用儒家经典,特别是《春秋》一书的思想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依据,并按照经义的精神解释和施用法律。后来的魏晋南北朝也延续了这种司法审判方式。

 

  在德与刑的两手之中,董仲舒也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先德后刑。他说,“刑者,德之辅”。

 

 在汉朝的基础上,唐朝成为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集大成者,以唐律为代表的礼法治理体系,也是中华法系的顶峰。在制度上,礼的精神内核和规范要求与法律有机的融合在一起,无论法律条文,还是刑律之外的法律规范,一以贯之。比如,亲亲相隐的范围更为扩展,“同居相隐不为罪”,而且,向有罪的亲属通风报信,使之得以逃亡,也不为罪。

 

  纪晓岚支持编撰的《四库全书》称唐律“一准乎礼”,完全以儒家礼教纲常作为指导,而且,反对重刑,提倡宽仁慎刑。唐高宗时制订的《唐律疏议》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是为大总结。这种思路也一直为后世明清等所继承。

 

  只是随着近现代的社会转型,原有宗法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加之西学的引进,中国传统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的治理体系开始逐步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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